在抗战的年代里，我与一批干部和烈士的子女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来到延安时不满12岁, 上边区中学, 去通信学校, 从军委三局的岗位又被抽调到新华社,青春在学习和工作中匆匆走着, 生活过得艰苦、紧张而快乐。正当花季的我怎么也没想到，爱神会悄悄地降临到头上。从那时开始, 我和唯真相濡以沫, 共同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六十几个春秋。他以真挚的心，把自己奉献给了毕生的追求，也让我们的爱情在经受世事的磨砺中更加坚实和美好。

我们在延安相爱

从蒋管区到延安的人，都有一种心灵解放的感觉，它远远盖过了生活的艰苦和物资的匮乏。大伙儿唯一的心愿，就是早一天把日本鬼子从中国赶出去。

新华社当时位于延安的清凉山，沿着山体挖出的一排排冬暖夏凉的窑洞，就是大家的工作场所和遮风避雨的栖身之地。那时，冬天的陕北冷得出奇，在滴水成冰的季节，窑洞的窗户纸是无论如何也抵不过严寒的。

一天刮大风，漫天飞沙裹挟着一床有着粉红色被面、角上开了线的棉被从天而降，落在我的窑洞前。我赶紧拾起来把浮土拍打干净，四处环顾着寻找失主。只见一个青年急匆匆地从山上跑下来，看到我抱着他的棉被，就一脸喜悦地说：“哎呀！幸好没刮远,太谢谢你啦！”他笑着对我点点头，接过了棉被。我这才知道，他住的窑洞就在我们窑洞的上方。几天后，他特意送给我两条粉红色的手绢，这是他用那被面撕成的啊……

我得知了他是为参加抗战辗转万里从海外来到延安的华侨，心里充满了敬佩和喜爱。从那以后，在球场和溜冰场上，我总能注意到他矫健的身影；在单、双杠上翻花样，他也总比别人强；跳起舞来，他更显得风流倜傥；工作单位评选模范，胸前戴红花的总也落不下他；有舞会的夜晚，他都约我在通往青年俱乐部的大砭沟山口汇合前往。每当听到远远传来悠扬婉转的口哨声，我就知道一定是他来了。他的英俊和志气，潇洒与敏捷，给了我很深的好感。是抗战，是延安，是大风，让我们相遇、相知、相爱了。

王唯真和陈萍与陈萍大姐的孩子在延安唯一的合影。

北国冬夜的严寒对南方人真是难得的历练。一位同志得知唯真有条毛毯，就提出用缴获来的日本军大衣交换御寒，唯真立即同意了。他剪去了那件军大衣有弹洞的下摆，把衣领、袖口、腰部裁成了喜欢的样式，用麻线大针脚地缝成了一件夹克服穿着来见我。那是一件别出心裁、样式独特的衣服啊！我欣喜之余又担心他如何度过寒冷的夜晚。他告诉我：“用草绳把脚头的棉被扎起来，穿着棉衣裤往被子筒里一缩就不冷了。” 说完还表演给我看，让人忍俊不禁。

冬天, 唯真的手脚生了冻疮，红红肿肿的，还裂开口子流着血，我很心疼，就把自己纺线织的毛衣拆了，给他织了手套、围巾和毛袜。那以后，冻烂的地方好了许多，他编写稿件时手不疼了，走路也轻快了，我感到很安慰。冬天快过去时，唯真捧来一包他最喜欢吃的陕北特产——大红枣,说是慰劳我。当时大家的津贴费都非常少，能买这么多干红枣实属不易，我埋怨他为我乱花钱，他却笑着催促我吃下。没过几天，我在小卖部的柜台上方，发现了我给唯真织的手套挂在那里随风飘摇，一问才知道是他用手套换了红枣,手套被当成商品出售，我又好气又好笑，就为他重新织了一双。

遇有不加班的周末，我们总会双双在延河边徜徉。那时，他为我画了很多像。或许是我束着腰带的戎装，飞扬的齐耳短发和带有北方民族特色的歌声，填补了些许他对亲人的思念，激发了他艺术创作的灵感吧，他从多个角度为我画了一幅又一幅像，他的画是我在延安时代最美好、最奢侈的留影。

王唯真在延安时给陈萍画的头像。

他会唱许多外国歌曲，让我听得如醉如痴，比如：《鸽子》、《西班牙骑士》、《故乡的亲人》、《圣母颂》、《马赛曲》、《小夜曲》、《老黑奴》、《即使你的青春美丽都消失》、《菩提树》、《天鹅》等，其中多数歌他仅会用英语唱给我听，并为我解释着其中的含义。那些优美的旋律，全新的意境，无论是激越昂扬的、还是缠绵悱恻的，都向我敞开着海外多彩的世界和他内心丰富的情感，我陶醉了……

当年延安的乐器少，组织娱乐晚会时，大家争着用借来的口琴表演，他除了拉手风琴、弹曼陀林为演唱伴奏外，还组织小青年们来个分声部的“口哨小合吹”。他口哨吹得悠扬悦耳，每次晚会都少不了由他“领吹”。平时，他的口哨自然也就成了我们约会的前奏和间奏，仅仅《小夜曲》他就能吹出不同国家、不同作者的几种曲调来。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的耳畔还经常会隐隐约约地响起唯真演绎舒伯特《小夜曲》的口哨声，脑海里也会浮现出他双手揣在裤兜里，吹着口哨伴在我左右的身影。

撤退路上的艰辛

抗战胜利了，全国人民都在为来之不易的和平欢呼，蒋介石却命令胡宗南进攻延安打内战。中央机关各部门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有组织地分批撤出延安，到晋察冀边区去。在四分之三的人员撤到瓦窑堡附近的战备点后,吴冷西和唯真两人仍旧坚守在清凉山,编发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的全部国际新闻。那时我已经和唯真结婚，在孩子即将出世的情况下，组织上为照顾我们，让唯真随我们这批队伍一同转移。刚走到瓦窑堡，孩子就降生了。

如果行军对于成人来说还可以耐受，但刚出生的婴儿要跟着队伍经历随处可遇的艰险，就真的是勉为其难了：天上敌机轰炸，地上围追堵截，通过封锁线时我们不敢停留，连续行军走出六十多里地后宿营，才发现孩子连饥带渴，又因长时间哭闹，乱蹬被子，口鼻被捂住，致使眼睛圆瞪，嘴唇青紫，已哭不出声来。随队医生蔡乃平说孩子得了急性脑膜炎，把仅剩的一片磺胺药给了我们，嘱咐分成四份按时喂孩子服下，并强调一定要给孩子多饮水。

我们和大儿子真真在晋察冀。

唯真和我们的大儿子在晋察冀。

当时的黄土高原极度缺水，唯真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铁皮罐头盒装满了水，像宝贝一样用大手绢包扎起来，小心翼翼地拎着，给孩子路上喝。一次在山边短暂休息后继续行军，唯真走出一里多地才发现忘记将水罐带上，匆忙往回跑，到了休息原地水罐却不见了。他急得在人烟稀少的山间来回转，发现有个老乡蹲在山洞边，就赶紧上前探问是否看见这手巾包，告知里边有一罐救命吃药用的水。老乡从身后土坑里把这罐水拿出来，唯真喜出望外，千恩万谢之后，拎着水罐追上了我们的队伍。新华社在那次撤退路上，共有三个孩子患脑膜炎，两个成为了智障儿，我们的孩子没留下任何后遗症。

行军途中道路非常颠簸,我坐在大马车上,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紧抓车帮,挤在行李堆边晃晃荡荡地前进,突然车轮狠狠一颠,孩子从我手上被颠到了车下。就在我们跳下马车的刹那间，车轮已紧挨着孩子的襁褓碾了过去。唯真连忙扑过去抱起孩子，擦了把冷汗说: “好险哪!”

王唯真画作中的一页：《安全撤出》。

带孩子行军，不仅困难重重，还会给队伍带来拖累,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有人提出让我带着孩子就地疏散到老乡家。这时廖承志同志领着后续队伍上来了，他得知情况后断然说：“留下太危险，必须克服困难，把大家全部带出去！”于是，我和孩子以及部分行李被安置在毛驴上，唯真牵着毛驴、背着行囊，我们随队伍又上路了。

唯真曾在一本反映延安和晋察冀生活的素描集里，描绘了我们在撤退路上的情景。每当看见画中那只勤勤恳恳的小毛驴驮着我们，就会想起带孩子行军的不易，想起革命队伍中那份深切的关爱，和唯真在艰难中付出的真情。

在友好邻邦越南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唯真被派往越南民主共和国，担任新华社驻河内分社首席记者、分社社长兼人民日报驻越南记者。那时的越南刚刚打败法国殖民者，建立了人民的政权，面对敌人的伺机反扑和北方的建设，工作千头万绪。

唯真外出采访，把越南北方直到贤良河北岸，几乎跑遍了；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还挤出时间组织大家学习越南语，他告诉我：“仅会英语是不行的，与越南朋友用越语交谈，会感觉很亲切，交往也方便得多。”不久，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在一次活动中用越南语向唯真提问，唯真马上用越南语和胡主席交谈起来，胡主席很高兴。唯真回分社后激动地对我说了当时的情景，也增强了我学习越南语的自觉性。

那时分社有好几位记者跑采访，我的工作是负责用电话将大家的稿件传达给总社国际部。五十年代中期不少外国通讯社都在越南设有分支机构，各通讯社之间抢发新闻的竞争很激烈，一些重要的消息唯真担心写好文字稿再传给国内，就有可能会赶在其他通讯社后边，所以刚采访回来就抓起电话，立即把一路上打好的腹稿口头传给总社。这种得益于多年新闻工作积累的做法，使新华社河内分社不少稿件的时效远远早于其他国家的通讯社。为此，外国同行在羡慕之余,误以为越南方面提前向唯真通了消息，开了“后门”。

唯真工作面广，朋友众多，他很注意并研究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一次周恩来总理到越南访问，在唯真前去采访的短暂时间里，总理问：“在越南听到一些什么反映？”他立即将越南民间对中国东汉时期攻打越南的看法，和越南人民一直在祭奠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二征王的情况，向总理做了汇报。在这次出访中，周总理特意抽空拜祭了越南民族英雄二征王庙，越南人民为此交口称赞新中国总理的大国风范，唯真也深受教育和鼓舞。

胡志明主席接见各国记者时，王唯真与胡主席紧挨着。

胡志明主席对中国发表有关越南和国际上的消息非常关注，与唯真的关系也十分熟稔。一天越南外交部新闻司给分社来电话，说胡主席想见唯真，问他什么时间可以去。唯真马上回答：“我随时可以去。” 唯真被带到主席府，胡主席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前不久去北京，看到你们新华社有《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我很爱看，对了解世界全局很有帮助，不知新华社能不能每期寄赠我各一份？”唯真回答说：“绝对没有问题，马上办到。”他回来后立即向总社转告了胡主席的愿望。过了不几天，越南外交部新闻司给唯真来电话说：“寄给胡主席的《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已经收到，非常感谢！”

唯真对一起工作的中越两国同志、对采访地的越南老百姓，就像对自己的朋友和亲人一样。他亲自带新同志熟悉分社工作和各方关系，帮助华侨翻译熟悉新闻业务，与河内华文报纸《新越华报》建立了良好的互助合作关系，顺利地解决了分社没有洗印图片设备的难题。周末，他还带我和孩子参加越南朋友的婚礼，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去河内郊区广阔的农田踏青，在沸腾的建设工地感受火热的劳动场面；看望在分社工作的华侨工人家庭，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一年冬天，我发现他身上的毛衣不见了，一问才知道：他采访一位抗法烈士的母亲时，见她衣衫单薄, 就脱下来给她披上了。

王唯真与陈萍在越南工作期间。

多少年来唯真时常怀念起越南，他说：“那是中越关系最美好的时期，也是我在国外工作最开心的时期。”2000年底，我们的女儿应邀去越南采访，临行前问唯真最喜欢越南的什么特产, 他沉吟了良久说：“要是能再去越南看看该有多好！”

在风云变幻的巴西

唯真从越南卸任回国后，瞄准了下一个驻外目标——巴西。1961年夏秋时节，唯真得知巴西副总统古拉特一行将要访华，马上提出随团采访。几天的相处，唯真与古拉特及随行的高级官员们熟悉了，也初步了解了巴西的有关情况。当时中巴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巴西作为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由于地域辽阔，资源丰富，被超级大国觊觎并插手，各派力量之间的明争暗斗渗透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使政局十分动荡。巴西政权在摆脱各方困境的努力中表示, 非常希望能与中国往来, 为巴西经济的健康发展寻求新的突破。

王唯真（左一）在巴西采写《石油风暴》途中。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王唯真在亚马逊原始森林采访。

其后不久,  唯真即作为特派记者与西班牙文翻译鞠庆东前往里约热内卢, 开辟新华社在巴西的新闻报道, 为中巴建交开路。与此同时, 我和小鞠的爱人被安排学习西班牙文, 也准备到巴西协助工作。那两年，我很注意唯真发回的大量消息、通讯和随笔，并将一些重要的文章粘贴在剪报本上，从中了解巴西为反对大国政治干涉、军事渗透、经济掠夺和干预，所进行的反政变、反控制，保卫民族利益、维护国家经济自主和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等一系列努力，也从中感受着巴西丰厚而独特的文化底蕴和人民的勤劳质朴，认识到在巴西开辟工作的危险性和深远意义。

1964年4月初，美国策动巴西政变的阴谋在几经挫败后还是得逞了, 唯真他俩和中国派去巴西搞贸易、办展览的工作人员,被安上“颠覆”和“间谍”的罪名遭逮捕入狱。他们经受了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和挑拨离间等严峻考验，在反绑架、反策反、反指控等斗争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我从新华社收到的外电中看到了他们的英勇和顽强、忠诚和智慧，担心之中充满了敬佩。

在巴西军事法庭上的中国人，前为马耀增，后左起：张宝生、
王唯真、侯法曾。

《巴西日报》1964年9月5日报道：中国被捕人员家属组
团赴里约热内卢会见狱中亲人。图为王唯真与夫人陈萍相拥。

经过中国与国际红十字会的多方努力, 我们家属终于可以派代表赴巴西探监。在监狱的一间接待室，我们三名家属代表一一拥抱、亲吻了九位同志，献上了从中国带来的鲜花，我转述了陈毅外长接见赴巴西家属代表时的讲话：“你们是祖国人民的好儿子，是中国的英雄！”

单独会见唯真时，我从提包里拿出国内外新闻简报递给唯真，为防备窃听，我伏在他耳旁小声说：“总社领导希望你们了解巴西事件的国际反映和国内营救情况。”他机警地把简报折叠起来，放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用衣服盖住。唯真后来告诉我：回牢房时看守要搜查, 他若无其事地把侧面的两个裤口袋拉出给对方看, 在走过看守时他转过身来, 边点头致意边退向牢房, 把总社同志们精心为他们收集的信息顺利地带了进去。这些信息让大家及时了解了祖国的营救措施和国际舆论，很受鼓舞，并为里应外合赢得这场国际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革中的历练

文革期间,唯真因历史的机缘走上了新华社领导岗位，并为此从精神到肉体经受了从未有过的锤炼和磨难。唯真说：文革远比巴西斗争艰巨得多，因为问题是出在自己队伍的内部，不像巴西斗争敌我分明。

“5·16”通知下达后的1966年和整个1967年，是新华社内部有史以来最动荡的时期。在新华社各级领导几乎全部被打倒的情况下，1967年1月，唯真被历史推上新华社第一把手的岗位，一个人挑起了整个新华社的领导工作。为了稳定全社工作秩序和保证日常的新闻报道，完成党和国家交给他的重任，他认真地应对着非常时期政出多门的上级指令, 化解社内外群众组织的屡屡冲击。面临繁重的工作，唯真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天中午我从食堂为他买好饭菜送到办公室，他都顾不上吃，只是埋在文件、稿件堆里，忙在接听电话、处理各种事务中，迅速地解决着扑面而来的问题。我想尽办法为他补充营养，都不能阻止住他的迅速消瘦。一天晚上,  “咚”地一声响之后，他“哎呦呦”地叫了起来，我赶紧开灯，看见他揉着脚不好意思地说：“我梦见踢足球了……”他累得做梦都在激烈地打拼, 竟然把脚踢到了墙上，让我十分心疼。

1967年“7.20”事件后，为遏制社会上愈演愈烈的“揪军内一小撮”， 毛主席针对《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批示“还我长城”。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感到了恐慌，下令新华社上交经他签发的二十几篇揪军稿件。唯真意识到他的做法是罪责下卸，但作为下级又必须执行，就请保管文件的同志记录在案后退回了这批稿件。因为文保人员请病假，推迟了上交的时间，陈伯达把唯真叫去当面指责，并拿出新华社造反派递上的一大摞检举、告状信，辱骂唯真“占着茅坑不拉屎”，使唯真深深震怒。

庐山会议后陈伯达被打倒了，唯真又被当作“受陈伯达重用的坏人”，并被诬以“新华社5.16总后台”等罪名关押起来。一次，唯真在经受审讯和辱骂后，发现曾日夜监护他的人, 在桌子上扔下两卷背包绳后就溜掉了, 明白这是在暗示他自杀，遂愤怒地敲开房门把绳子扔了出去, 并对专案组的人说：“请转告军管小组, 你们太可耻了, 杀人不见血! 要我自杀, 没门!”

1971年，由社军管小组下令，唯真被送到新华社房山干校关押和劳动改造，住在一间旧羊圈里，由三个年轻人轮流看管，每天的“功课”是强体力劳动和写检查。

唯真把这种境遇当成锤炼自己的机会，一边起猪粪、挖沟、打场、修路……一边思考专案组的各种意见，并按照他们提出的数不清的问题，逐一写出历史的回顾：某年、某月、某日、几点钟接到什么指示，说过什么话，见过什么人，有过什么批件，都得写清楚；想不起来也要想；甚至被要求一个问题反复写多遍，被拿走对比后，发现文中稍有差异，就成为“不老实”的证据，被勒令“重新交代”。文革结束后，新华社退回来用红蓝铅笔编号的一大箱唯真近百万字的“检查”、“交代”，我才知道唯真是如此认真和顽强地迎接了那些无中生有的指控和陷害带给他的考验。

王唯真文革被“靠边站”下乡期间，曾回京在军事博物馆前留影。

超负荷的强体力劳动和严酷的精神折磨，使他患上了高血压，眼底多次出血，却不准回北京就医。他需要的日用品必须写便条托人转交我，我准备好了再经来人带给他。几年之中，他病成什么样子，我无从知道。当他被看成“阶级异己分子”时，这种待遇在一些人眼里是再“正常”不过的。

还有一次，唯真发高烧，军管小组派来看管他的人对护士说：“不许打药，给他打自来水！” 护士出于职业道德和做人的良心反问：“打死了谁负责？”从而避免了不可挽救的后果。唯真病愈后非常感激这位护士，多次对我说：“新华社还是好人多！”

记得在延安的时候，唯真经常用这样一句话勉励自己：“谁都会遇到困难，谁都在克服困难，谁战胜了更多的困难，谁就更坚强！”从唯真留下的几十个文革笔记本中，我看到了他在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一直勉励自己用清醒的头脑和忍辱负重的坚持，经受住接踵而至的磨难。十年文革，把唯真历练成了一个多么顽强的人！

纪检中的自我超越

1978年, 中华大地解放干部已势如破竹，新华社也为唯真做了一个《审查结论》上报中组部，以紧跟时代的步伐。虽然当时他们在这个审查结论中写进了很多不实之词，但唯真是经历过延安整风的人，当年没有被“运动”到的他，却也从旁明白了许多，他服从安排回到了曾工作过多年的国际部。1981年，唯真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党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去找社领导要求重新修改《审查结论》中对他的错误定性。修改过的《审查结论》仍旧留着不实的尾巴，社领导并为此向中央组织部建议另行分配他的工作，安排他到全新的工作岗位——新华社纪检组，为新华社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甄别平反。这对唯真来说, 又是一次超越自我的心灵之旅：在被迫承受“戴罪”的尴尬中，实事求是地甄别“有罪”的他人。

十年中的冤案用“堆积如山”形容，在全国范围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新华社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一位老同志文革初期含冤死去，他的爱人屡次向社纪检申诉老伴的无辜，但时间久远、资料不详尽，调查起来将颇费周折等原因，致使问题久拖未决。唯真得知后，详细研究了全部卷宗，并多方向有关部门和知情人了解情况，终于搞清了冤案的原委，为当事人彻底平反昭雪。这位老同志的爱人来到社纪检，跪在唯真面前声泪俱下地说：“我可遇见了好人呢！”唯真向我转述时的激动，就像他自己的冤案被彻底平反了似的。

文革结束后王唯真和陈萍在北京。

总社有个青年人，因在文革中曾担任造反组织的小头目而受到了审查，并为此不被重用。苦恼不已的他找到唯真，并交上了两本文革日记，希望社纪检能查清他的问题，使他得到正常使用。唯真仔细地看完了日记，并找他谈话, 得知了这位革命军人的后代，从文革初期的狂热到父亲被打倒后的消沉、思索，最后淡出派系斗争转而努力工作的心路历程。唯真向该部门了解了他的表现后，书面建议解除对他的审查，这位同志很快就被派出国去工作了。得知这个消息后唯真对我说，这样的同志很多，尽快搞清问题，能给党和国家解放多少人才呀！

几年干下来，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让我再次看到了唯真极强的原则性和至纯至善的心灵。我多么希望唯真的冤案也能遇到这样的好干部，得到认真负责的彻底平反啊……

1982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从新华社抽调纪检干部,协助查办大案要案, 点名请唯真参加。在查处一起以外商面目出现的, 对外盗用我中央高层名义，对内利用改革开放初期政出多门、有法不依、有章不循和 “一切向钱看” 的混乱局面，窃取国家多个部门经济情报的、建国以来最大一起国际诈骗案中，唯真倾注了全部心力，与中纪委七室（大案要案室）的同志们连续奋战，写出了十余份提请国家高层注意的报告，并在新华社《动态清样》上披露了这一典型国际骗子的行径，为各部委识别骗术、保护国家利益敲响了警钟，也挽救了一些执迷不悟的领导干部。唯真的工作获得了中纪委同志们的高度评价，他们说能与新华社协同作战，效果的确不一般！唯真每每回忆起那段紧张的幕后较量和彻夜不眠的奋笔疾书，就激动地对我说：“真像又回到了延安！”

1998年王唯真（右一）与新华社前代社长胡痴（中）、核工业部政治部主任丁毅农相聚。

离休后,  唯真的前任——劫后余生的新华社前代社长胡痴同志曾来我家，谈起文革初期他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时，毛主席亲自拍版决定他和唯真担任新华社领导工作的情况，说到毛主席派王力向中央调查部领导罗青长查问唯真在巴西被关押期间的敌方反映，王力汇报说：他们从截获的驻巴西台湾机构发往台湾的电报中得知：对王唯真三次策反失败。毛主席当场说: “王唯真这个人可以用。” 迟来的消息，让唯真百感交集。

作者简介: 曾在延安中央军委三局学习、工作, 后调至新华社。1952年进人民大学俄语系学习, 1956年派驻越南新华社河内分社, 回国后在新华社外训班工作，1960年学习西班牙文，毕业后调总社外事部（局）工作至离休。

（此文发表在2018年12月《 归国华侨史料丛书》二卷）

 图为回国抗战时的王唯真

“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我14岁，正好初中毕业。我就读的菲律宾马尼拉南洋中学，当时是华侨进步师生比较集中的学校。事变前，救亡运动已在学校兴起。事变发生后，富有爱国传统的华侨各阶层广泛动员起来，在全菲各地成立了许多抗敌救国的群众团体，发动捐款支援祖国抗战，并动员华侨青年学生、工人回国参战，同时还发动了抵制日货运动，以减少南洋社会资产流入侵华日寇手中。当时我们南洋中学的爱国师生们，都积极投入了各项抗日救国的活动，募集的部分捐款和药品，经香港转赠了八路军。

正当我们为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而兴高采烈的时候，一声霹雳从华中战区传来：日寇长驱直入占领南京。当即有“南京杀人几十万，国都变屠场”的报纸号外在华侨社会散发，海外炎黄子孙被空前激怒了，华侨热血青年纷纷请缨回国杀敌。华侨青年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联的感情，从来没有象这个时候这样强烈！我也向父亲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

一万多华侨青年回国参战

据不完全统计，“七七”事变后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学生、工人约有一万多人（若不是重洋万山的阻隔，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决不只此数目）。新加坡电视剧《雾锁南洋》描写抗战初期新加坡华裔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的镜头，是非常真实感人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归国青年大部分参加了国民党的陆、海、空军，有的参加了桂系军队。数千名华侨司机、技工，在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组织下，承担了滇缅公路运送军用物资的任务。另有2000名左右华侨青少年，分赴延安和华北、华中、华南的敌后战场，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对日寇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当时，我就是奔赴延安的华侨青少年之一。

我们南洋中学有二十多人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之所以选择奔赴延安的道路，一是因为看到当时抗日最坚决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二是赞成中国的未来，应该走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能实现奔赴延安的愿望，很大程度得助于我的父亲王雨亭。他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的斗争，1919年在菲律宾同傅振机（即傅无闷）先生一起创办了《平民日报》；1932年又同庄希泉先生一起在菲创办《前驱日报》，宣传抗日救国。“七七”事变后，他受廖承志和成仿吾同志的委托，介绍过成百名华侨青年回国到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父亲从爱国主义走上共产主义，从同盟会员成为共产党员。

眼看父亲介绍一批又一批来自宿务、怡朗市和马尼拉市的华侨青年回国去延安，我心里急如火燎，一再恳求父亲允我同行。起先父亲不同意，说我尚未成年，且体弱多病。我辩解说：“体弱可以锻炼，疾病可以战胜，况且我动作轻捷灵敏，打仗没有问题。”

在我一再坚持下，父亲被感动了。1938年10月，他亲自带我回国。不意船到香港当天，华南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了广州，北上的路暂时走不通。1939年5月，适逢一批新加坡、香港司机服务团人员和几位学生要回国参加八路军，父亲便把我交给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连贯同志，同服务团一起参加八路军。

临行前，我请父亲在纪念册上题词，他命笔写到：“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决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掩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真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日所教训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有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1939年6月3日，我应时代的召唤，带着父亲的祝愿，随同新加坡、香港司机服务团，离香港经越南北上，踏上了抗日战争的征程。

北上途中 

新加坡、香港司机服务团成员共有三十人左右，他们驾驶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新四军的22部美制大卡车和宋庆龄女士赠送的一部漆着红十字的大救护车，途经越南的海防、河内进睦南关到了广西边陲重镇凭祥，车上满载着华侨捐赠的药品、纸张和汽油。随同我们北上的有德国医生米勒，他是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忠诚战士，怀着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不远千里前来参加八路军，共御日寇。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派王超北同志到香港接我们。到达越南的海防市时，又有两位八路军副官前来迎接我们，其中一位是龙飞虎同志。他们负责保护我们的安全，负责与沿途国民党关卡进行交涉。到凭祥后，听说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好几批运送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物资的车队，经过广西、云南北上重庆、西安。龙飞虎同志向我们介绍了北上途中要特别注意的几件事：第一，沿途有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第二，国民党军警和便衣特务经常抓走投奔八路军的华侨学生、工人，因此要特别注意集体行动，不要走散，以防不测。第三沿途疟疾流行，还要警惕霍乱。他劝我们学会吃生大蒜，说大蒜是红军长征时候的“万灵药”，敌后抗战也少不了它。从这个时候起，我学会了吃生大蒜。

在副官同志的安排下，北上行车时我一直站在司机室外的卡车踏板上担任防空哨，行车中一见远处出现敌机即令停车，人员跳进路旁草丛或沟中隐蔽。由于保持警惕，车队在途中虽被日本飞机的机枪打坏了两辆，但人员没有伤亡。可是在贵州境内，翻车事故和疾病还是夺去了我们中三位同志的生命。

车队进川南的时候，有一天午前，停在一个小镇边稍歇，司机周牛同志和我忘了副官要我们不离集体的嘱咐，走进小镇想买碗茶水喝，不意水没有喝上，却被一批国民党军警围住了，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时我才猛然想起国民党军警要抓人的警告。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突见穿着少校军服的副官气呼呼地跑过来，，冲着我们说：“车快开了，还不赶快走！”这才解了我们的围，出了镇子之后，他责备我们说：“好险，告诉你们不要乱跑，为什么不听？”这是我回国后受到的第一次批评。

车到重庆之后，我们被安排住在市郊嘉陵江畔化龙桥附近的八路军兵站。兵站负责人是另一位八路军副官。他既负责我们的安全，又协助炊事员给我们做饭，非常勤劳，一点架子也没有。我们一到，他就嘱咐我们说：“近来重庆经常受到敌机空袭，你们一听到警报响，就立即进入兵站对侧山边的防空洞里，不要乱跑。”

由于我们从广西北上，一路受到敌机空袭，已经窝了一肚子气，听说重庆时有空战，都希望能亲眼看见打下日本飞机，好消消肚子里的气。正好到重庆的当天傍晚，空袭警报响了，服务团的同志们进入了防空洞，我和几位较年轻的同伴悄悄溜下嘉陵江水滩边，心想炸弹总不会落到这里。然而当敌机飞临兵站上空的时候，汉奸在兵站附近突然发出火光信号，只见戴着钢盔的副官大喝一声，朝发出火光信号的方向打了几枪，随即炸弹在兵站周围倾泻而下，在炸弹爆炸的气浪中，副官倚立小树旁注视周围，巍然不动，令人肃然起敬！不久，我们车队继续北上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几天之后，突然听说这位可敬的副官因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逝世，大家深感悲痛。

来到新世界

1939年8月中旬的一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另一名副官护送我们这批从海外和香港回来的司机和学生到西安西北方向的安吴堡青训班学习。青训班在抗战初期同陕公、抗大并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学府，它是中共设在蒋管区的一个青年学府。成立于1937年10月，到1939年底结束。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共办了124期，培训出了14000多名抗战骨干。他们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经过三四个月的短期培训后，输送到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青训班对来自海外的华侨青年和港澳青年表示特别热烈的欢迎，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在这个慈禧太后曾经住过的古堡里，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据了解，青训班每期华侨学员至少有三四人，124期学员中，华侨学员估计不下400人。我们这批来的最多，班领导把我们编入123队，专门成立了“华侨排”，排长是泰国归侨罗道让同志，我被任命为排政治干事。123队的队长是“一二·九”运动老将王元方同志，队指导员是曾在东北抗日联军战斗过、后在苏联东方大学工作过的杨金涛同志。

来到当时延安的窗口安吴堡，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新的世界。这里的政治空气异常清新，抗战气息非常浓厚，墙壁上满是抗战标语，画了不少抗战壁画。一清早，军号声、操练声和抗战歌声响成一片，令人精神振奋。这里没有悲观失望，有的是抗战必胜的信念；这里没有官气，有的是干群平等、上下一心的关系；这里没有尔虞我诈，有的是团结友爱；这里反对口是心非，强调言行一致……

这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有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给我们讲述爬雪山、过草地的亲身经历；有从前线回来的干部，向我们讲述了日本兵的“武士道”精神，说其确实凶狠、顽强，但敌不过八路军的革命英雄主义，一听到“八路”，都特别害怕。听了他们的讲述，我们特别高兴。还有一些蹲过国民党监狱的同志，讲述国民党特务的阴险毒辣，对革命青年的百般摧残，以及烈士们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安吴堡学习的四个月中，我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初步学习了革命战争的理论、政策和战略策略，从书本知识和活教材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提高了自己的精神境界，为以后的征程打下了思想基础。

1939年12月，我结束了在安吴堡的难忘的学习生活，在组织安排下，北上延安。

延安的归侨们

回国就是要上前方打仗，这是当年华侨热血青年的普遍愿望。不打仗回来干什么呢？所以，一到延安，我便向组织上提出，上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段时间然后上前线的请求。尤其是听到我的同班同学施纯亮（现名安岱）、张道时、吴一舟都已经上前线了，就更认为自己非去不可。可是组织上对我说：延安同前方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了，日军进逼黄河东岸，延安已被日机轰炸，蒋介石也在调兵遣将包围陕甘宁边区，仗有你打的；况且你还小，抓紧时间多学点革命的理论吧。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毛主席说过，中国如果有200个真正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人，革命的胜利就不成问题了。组织上的这番劝告给我的教育非常深刻，我终于服从分配到青干校，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同时在青年艺术剧院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我安下心来之后，发现延安真是归侨青年的乐园。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学校：陕公、抗大、青干校、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医科大学、政法学院、通讯学校等等，都有华侨青年在学习。这里的机关：杨家岭中央研究室、王家坪军委作战部、联防司令部、边区政府、法院、财贸系统、中央医院、新华通讯社、新中华报社、解放出版社，以及各个工厂，都有华侨青年在那里工作。这里生机盎然，尽管临近前线，常受敌机袭扰，但大家在紧张工作学习之余，仍然一片欢乐。

在朱总司令的带领下，体育比赛遍地开花，篮球赛、排球赛、足球赛、游泳赛等等，华侨常常取得好名次。在各单位、学校举行的晚会上，归侨青年表演的南洋歌舞常使娱乐晚会锦上添花。归侨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和在大生产运动中的拼搏精神，受到国内同志们的好评。在当选的劳动模范中，不少是来自海外各地的归侨。

从延安转战到前方的华侨青年中，涌现出不少战斗英雄，最著名的有印尼女归侨李林烈士，抗战后期有著名的泰国归侨叶驼烈士。屡建战功的黄登保同志是来自菲律宾的归侨。还有归侨战地记者、战地作家仓夷、白刃、黄薇（女）等，他们出生入死为中国人民传播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辉诗篇。战斗的激情弥漫着前方和延安，归侨和国内革命青年共享着历史上罕有的战斗的欢乐！大家奋发忘我地工作，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贡献自己的青春。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先生到达延安，作为期7天的访问。陈嘉庚先生和随访的李铁民、侯西反先生同我父亲很熟悉，他们在延安见到我感到很惊讶。在同我们一批来自南洋各地的华侨男女青年谈心过程中，他们一再问我们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对共产党的看法如何？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最坚决，最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并以我们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延安和解放区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干部廉洁、以身作则，共产党员吃苦在前、视死如归等新精神、新风貌。陈嘉庚先生经过实地考察，为延安精神惊叹不已，为归侨青年的战斗激情深深感动，特别是经过毛主席、朱总司令热情地接待、坦率地交谈和富有说服力地解说，嘉庚先生对当时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笼罩在心头的乌云豁然解开，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海外侨心转向中国共产党。

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启发了延安的归侨，促使延安爱国华侨联合会很快正式成立，它成了民族民主革命期间，我党侨务战线上的一支宝贵力量。

1940年10月7日，我作为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唯一的华侨青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主持入党仪式的是青干校总支书记史青同志（当时青艺支部属青干校总支）。过不久，史青同志交给我一封信，是叶剑英同志写给我的，信里说：“你父亲托庄希泉先生带一支派克笔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嘱转给你。见信请来我处领取。”我既惊又喜，因为我的钢笔到延安后不幸折断，工作学习很不方便，当时在延安是买不到钢笔的，我带着试试看的心情写信给父亲，请他支援我一支钢笔，不意这么快就带到，而且是叶剑英同志给带来延安的。我带上信到王家坪，找到叶剑英同志的住处，他外出开会，恰好他的夫人在家，凭信把笔交给了我。这件事虽小，但反映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对华侨青年是多么的关怀！

战斗在清凉山

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8月，我奉调到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同年11月转调新华社。当时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同在延安城东门外的清凉山上。延安城已被日机炸平，清凉山也几经轰炸，但日本飞机对那里的土、石窑洞无可奈何。这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战斗在那里的，是一支党新培养出来的拿笔杆子的部队，95%以上是青年，包括二十几名回国参战的华侨。

王唯真为延安《解放日报》读者绘制的“滇缅边形势图”。

王唯真为延安《解放日报》读者绘制的斯城（斯大林格勒）前线战争形势图。

一踏上清凉山，就会被那里紧张的战斗气氛所吸引。架设在山上的简陋天线和土窑洞里的收报机，日夜收听着东、西半球各大通讯社，包括苏联的塔斯社、美国的合众社和美联社、英国的路透社、日本的同盟社、德国的海通社、意大利的斯蒂芬尼社和国民党的中央社等发布的新闻。这些新闻，是处在延安山沟里的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及时掌握世界战局、交战国政情动态和宣传动态的主要信息来源。

起着党中央这么重大的“耳目”作用的第一线部队，是新华社的报务员，他们大多数是十七八岁的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在战乱中耽误了学业，不懂英语，只懂英文字母。面对外国通讯社用机器播发的每分钟200多个字母，他们硬是用手中的笔抄下来了。每秒钟3个以上英文字母的音讯，要在耳机中分辨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要在连续几小时中把它抄录下来。但是，这种近乎不可能做的事情，终于被清凉山的报务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到了。这是清凉山的一大奇迹。当时曾经有一名西方记者到清凉山参观，目睹这一种精神和速度，连声赞叹说：“难以想象！”

清凉山的第二大奇迹是新华社英文和日文翻译组同志们的“破译天书”。当时报务员高速抄下来的外电，字迹自然很难辨认，加以高空电离层变化的干扰，抄错、抄漏的现象难免发生，因此，从抄报房送来的字迹象“乱麻”加“豆芽”的抄报纸，简直象“天书”一样难懂。对于这种高难的“天书”，英、日文翻译组的同志们通过艰苦、细致的探索，终于摸清规律，夜以继日地一一把它们破译出来。在这些“破译天书”的能手中，有来自印尼的陈龙、王越，来自日本的丁拓和来自缅甸的白光等华侨青年。正是战斗在清凉山的这批抄报“神童”和“破译天书”的能手，保证了党中央耳聪目明，及时准确地掌握了天下大事。

我于1941年11月转到新华社后，先在英文翻译组工作了半年多，然后调到新华社的广播科，负责编写国际新闻。当时的广播科，是新华社和延安口播台在清凉山较早的编辑部门，主要负责向敌后各解放区的报纸播发文字搞，和通过延安广播电台向全国（包括蒋管区和敌占区）发布口播新闻。延安电台电力虽然不强，可是全国都能收听到，南洋华侨地下报纸有时也能收听到。它成了日本同盟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强劲对手。它发布党中央的指示、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和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社论、文章，指导着全国革命人民的对敌斗争。同时，以其新闻的真实性取信于天下，以至于连日伪和蒋军官兵，也很少怀疑当时新华社报道的真实性。就这样，清凉山不仅是党中央了解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耳目，也成了党中央向全国人民讲话的喉舌，它被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敌占区人民视为“黑暗中的一座灯塔”，在我国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945年，德日法西斯先后投降，第二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春，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我随廖承志同志（时任新华社社长）东渡黄河。廖承志同志是我父亲入党的引路人，当他告诉我说，我父亲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高兴极了，因为我1939年离香港赴延安的时候，我父亲没有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以至我在延安入党填写履历的时候，把我父亲写成是“随时代前进的人”。1949年北京解放后，我父亲陪同陈嘉庚先生从香港来北京参加筹备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父子在京重逢，格外高兴。我把十年前他在香港给我写的“临别赠言”拿给他看。他重读自己所写赠言，感慨地说：“唯真，当年你选择奔赴延安的道路走对了！”

此文刊载于2018年8月21日《归国华侨史料丛书——北京篇（第一集）》（本文原载《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

傅秋冰在瑞士西昂古堡。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与巴西政府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为了拓展两国友好关系，增进交往，我国派出了新闻、贸易代表机构赴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工作。1964年3月，巴西右派军人政变上台，奉行亲美反华政策。在美国的唆使下，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我九位工作人员进行非法活动而进行政治迫害，他们以极端粗暴的行径对我九名工作人员非法逮捕、监禁、毒打、审讯等无恶不作，对九位中国人的政治迫害长达一年另半个月。我九位工作人员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和荣誉，对巴西反动当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抗争。

这是一起破坏和践踏国际政治关系的严重政治事件，遭到我国政府的严正谴责，也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八十多个友好国家的政府、民间组织和各界人士向巴西政府提出抗议，以各种方式开展声援活动，为九名中国人伸张正义。巴西当局在国际舆论强大声浪的压力下，终于不得不停止迫害而宣告阴谋破产，这不仅是九位中国人坚持抗争的胜利，更是中国外交战线大获全胜的一次斗争。

我国政府自始至终对这一政治迫害事件十分重视，不仅多次向巴西政府提出交涉，并想方设法营救被迫害的九位中国人回国。中央指示我驻瑞士大使馆负责营救接送工作，而我驻日内瓦总领事馆则是接送工作的首站。虽说瑞士是个中立国家，但日内瓦则是国际政治斗争活动中心，政治环境复杂，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不测和意外。为了确保接送工作绝对安全、万无一失，使领馆领导作了缜密部署和精心安排，决定不安排九位同志下榻酒店，而是接回总领馆休息。为此，他们几次奔波于泊尔尼——日内瓦，亲自检查和落实安排工作。

总领馆的工作人员在人力、物力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责无旁贷地担当重任，为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上上下下地忙碌起来，打扫环境卫生、腾出住房、检查安全隐患；厨事更加忙碌，来馆主厨的上海锦江饭店高级大厨朱师傅，得知九人要下榻总领馆，他立即表示要给亲人们做好饭菜，亲自叮嘱采买的人，一定要买到鲜活海产和新鲜蔬菜。大家看到他一个人要做20多人的饭菜，实在忙不过来，就自告奋勇进厨房当帮手，准备拿出热腾腾、香喷喷的家乡名菜迎接亲人的到来。

接应工作一切准备就绪了。大地回春，阳光明媚，1965年4月17日上午，专程由首都伯尔尼到日内瓦等候的使馆和总领馆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来到国际机场迎接我们的亲人。一架银灰色的飞机划破蔚蓝的天空缓缓降落，九人走下飞机，看到祖国亲人们捧着鲜花迎上来，他们扑向祖国亲人，热烈地拥抱着、欢跳着，场面感人至深。随后，迎接的车队直奔日内瓦总领馆，留守总领馆的人们早已在门口排队迎接，九人上前同大家一一握手、拥抱。这一天，日内瓦总领事馆洋溢着欢庆胜利的无限喜悦，九人与祖国亲人们欢聚一堂，品尝着出狱后第一餐由自己同胞为他们做的中国饭菜，举杯共饮胜利酒。

胜利出狱后的九人经瑞士转机回国，与中国驻日内瓦总领馆的工作人员合影。

总领馆为九人安排好了房间，让他们好好休息。王唯真是新华社驻巴西的特派记者，久闻其名是因为他曾帮助我单位做了许多工作，但我从没有机会见到他。这时他已被安排在二楼的一间客房，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剃干净胡须，彻底去除掉监狱中带出的秽气。换上了仅有的一件还算干净的白衬衫，他感到精神多了。

我怀着敬佩的心情冒昧地敲门进去，他起身热情地同我握手，请我坐下，我感到他身上有一股刚正的气质。在得知我的来意，特别在得知我们都是归国华侨后，彼此间似乎更多了份亲热。虽然他刚刚自我“修理”了一番，但那受尽折磨的瘦弱身躯与疲惫的神态仍掩饰不住倦意。我本想聊几句就离开，但是他热情地把我留住，谈到兴奋处，还从行李中找出一幅毛泽东主席的画像给我看，说在狱中伟大领袖给了他们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和敢于同敌人斗争的勇气，使他们团结一致，挫败了敌人的阴谋，战胜了邪恶，取得了胜利。

后来我才得知，这幅神采奕奕的领袖像，是王唯真同志在狱中亲手绘出的，以此激励大家的斗志。回想起来，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精神力量和令人钦佩的意志品质。

九人在我驻日内瓦总领馆逗留的时间不长，随即取道瑞士苏黎世，途经欧亚几个国家后，顺利回到了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我们使领馆的接送任务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时光流逝不回头。追忆这场国际政治斗争和我与王唯真的一面之缘，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了五十个年头。当年九人途经日内瓦与使领馆同志们的合影中，包括王唯真在内的几位同志已经离开了我们，当年阳刚正气、英姿勃发的我，也已是八十花甲的老人了。然而，回忆起这段值得铭记的往事，我仍然对他们怀着深情的敬意。

作者简介： 广东潮安人， 1933年9月出生于柬埔寨，四十年代末从金边回国参加革命。驻外工作多年，其间曾派驻日内瓦总领馆。与同事合著《美国重要思想库》一书，并发表过有关文章数十篇。离职后，关心华侨华人历史发展和现状问题，参加由《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编委会发起编辑、菲律宾龔诗贮基金会独资赞助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社团政党卷、历史卷、侨乡卷等）编委和攥写。编著《香港社团名录》。

2014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于北京

马云霞

我从1956年参加工作起，一直担任新华社保育员，文革中因爱人被打成“走资派”、“黑帮”而受到了牵连。1970年，我得到通知将被下放到新华社山西永济干校，想到家里八十多岁的老婆婆和两个学龄前的幼儿没人照顾，心里很着急，就向总社军管小组负责人张纪之递报告，说明不能离开的理由。为此，我下放的地点被改在新华社北京房山干校，每个月给五天假回城看望老人、孩子。

我在大田里劳动了几个月，因干校缺医生，军代表刘广仁让我去公社卫生院学习了三个月，回来后负责干校的医疗工作，还分管后勤排猪班两圈猪的饲料加工、喂养，干校所有牲畜、家禽的防疫和社里三位重点劳改审查对象的疾病诊治，其中有 “走资派、新华社5.16总后台、反革命、大叛徒”——代社长王唯真，有“蓝衣社大特务、反革命”——参编部老干部杨效农，还有“反革命、大坏蛋”——西藏分社的李淑玲。

王唯真住在干校的牲口棚里，在三个人之中身体状况最差。他胃口不好，吃得又少，加上严重失眠，因此总生病，非常痛苦。总社军管派来看管王唯真的肖、李二人不让王唯真正常服药，仅同意我开出少量的五味子酊却根本不管用。在经常无法入睡的日子里，看管人员却规定王唯真：每天只要不写检查，就必须劳动改造。

那时，干校里养了十几圈的猪，每月屠宰一头，为大家改善伙食。王唯真就被安排清理所有的猪舍。那活儿又脏又累，不论春夏秋冬地干。每次我去猪圈，都见他累得一身大汗，怕他病倒了，就说：“你上来休息一会儿再干吧。”他总是回答：“我没事，没事。”并不曾休息。王唯真是个很爱整洁的人，但每天跳进、跳出猪圈，踏在猪屎尿中起猪粪、垫猪圈、清理猪食槽从不犹豫。他对我说：“要在劳动中刻苦磨练，改造世界观，努力让自己成为符合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新人。小马，你说对吧？”王唯真拖着病弱的身体经受劳动改造和长期审查，冷静地面对所遭受的各种打击，正确对待群众，他是非常坚强的，让我很感动。

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无休止的各种精神折磨，让王唯真不堪重负地一次次病倒。王唯真生病，很少被允许去公社卫生院检诊，小病自己要扛着，大病自己也得扛着……记得有一回王唯真发起了高烧，看管他的人竟然让我在给他注射的药里放自来水。我认为做人要讲良心，共产党对敌军俘虏还讲宽大和人道，感化对方使其改过自新呢，更何况王唯真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领导，出生入死地为国家和人民做过贡献，怎么能对他下这样的狠手？我坚决不同意地说：“出了问题你们负得了责吗？”他们只得作罢。

那时，凡遇上庆祝最高指示发表或批斗走资派这种全社人员都必须参加的活动，我们就会被车从房山拉回总社大礼堂开会。王唯真夫人陈萍辗转得知他的处境后，趁这机会，把买好的几盒维他命B12针剂交到我手里，带回去为王唯真注射，以维持他生命的活力。

我比王唯真早下放到房山干校，两年零八个月后，总社保育院因工作量大，保育员人手不够，又把我抽调回城以解燃眉之需。临走前我见到王唯真，叮嘱他保重身体，千万别再病倒，他感激地向我点点头。

文革结束后，王唯真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他和夫人陈萍在大院里只要见到我，老远就打招呼，还感慨地对我说：“新华社就是好人多！”劫后余生的问候，多年来让我感动不已。他还告诉我：他正在学习使用耳穴测诊知识，用电极在耳穴上探测，就能知道身体哪个部位出现了问题，话语中充满了对科学知识的孜孜以求，并掏出随身携带的小仪器为我检测，检测结果居然还挺准的。他真是个乐观、豁达和平易近人的人！

房山干校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使王唯真本来就瘦弱的身体，遭受了严重的摧残。然而，他的坚韧、顽强、刻苦耐劳和忍辱负重，又让我从另一个视角了解了王唯真的人品和情怀，我也因此更加敬重和珍爱这位老领导，并痛惜着他的过早逝去。我将永远永远地怀念他。

个人简历：1936年出生在北京大兴县天宫院，1956年6月到新华社保育院工作，1970年秋季被下放，任新华社房山干校“赤脚医生”，两年八个月后回城继续担任保育员，1991年退休。

2012年写于北京

张明贵在新华社河内分社楼前留影。王唯真摄

1958年我从越南人民军转业到河内，有幸认识了王唯真同志，得以进入新华社河内分社工作。1960年唯真同志离任回国,我们一起共事不到三年。当年许多往事随着岁月流逝早已淡忘，惟有两件事至今仍铭记心中，难以忘怀。

大约是在1959年的一天夜晚，唯真同志来到我的宿舍，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说有急事要我跟他到越南通讯社去一趟。在路上他告诉我：“刚才总社来电话，要求核对一下‘越南劳动党’的英文译名。”我们找到越通社英语部的负责人说明来意后，这位同志告诉我们：越南党的英文译名确已变更,过去用的是“Labour Party”,考虑到英联邦国家的工党都是用“Labour Party”这个名称，为避免人们产生误解，越南党的英文译名改用了“Worker Party”，这是上边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决定。

那时我刚到河内分社时间不长，唯真同志很注意帮我尽快熟悉新闻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在返回的路上，他就这件事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在新闻翻译工作中，要时刻注意字里行间即使是很细微的差异，像越南党英文译名的变更，虽是一字之差，却既有技术问题，又有政治问题。没有训练有素的新闻敏感和锐利的眼光，就不可能及时发现这些差异的深意。唯真同志借着这个话题，强调了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并注意在工作中不断提高新闻敏感和政治敏感。唯真同志的这番话是我走上新闻翻译工作岗位以来的第一课，对我此后几十年的翻译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60年夏天，唯真同志到越北三省（谅山、高平、太原）进行采访，我作为翻译随行。过去我曾在越北生活多年，对当地各方面的情况比较了解。在路上,我主动向唯真同志介绍了越北地区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以及越北抗战时期的一些情况。他听了很高兴，并表示这些感性知识对此次采访很有好处。结束在谅山省的采访后，我们来到高平省，省委书记洪奇同志接待了我们。在了解了高平省各方面的情况后，我们较为详细地采访了洪奇同志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越边境一带的革命活动。让我印象最深刻、至今记忆犹新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是：三十年代末洪奇同志在一次与敌军的遭遇战中身负重伤，由多名战士护送越过边界，来到中国一侧，住在边民家里，得到了老乡的掩护和悉心照料，很快就康复并重返越南投入斗争。另一件是，四十年代初洪奇同志率领的游击队经常受到敌军的攻击，在难以脱身的危急情况下，他们急中生智，乔装成伪军，大摇大摆地在公路上列队行进，顺利通过了敌人的哨所，转移到安全地带。

1991年12月张明贵随中国广电总局代表团访问越南，在河内独柱寺前留影。

在结束高平省的采访，前往太原省的路上，唯真对我说：洪奇同志不平凡的经历富有传奇性，生动地体现了中越两国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深厚情谊。唯真同志在思考如何写作这篇通讯时，还谈到了怎样确定主题、掌握和运用素材等问题。

每次跟唯真同志外出采访，他都利用在路上的时间和我谈起新闻业务的种种问题，诸如新闻五要素、新闻写作技巧、采访时应注意的问题、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等等，使我边干边学，很快就熟悉并胜任了工作。

唯真同志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经常工作、学习到深夜,对在分社工作的华侨和越南工作人员也非常关心,我有什么心事很愿意向他倾诉。在唯真同志身边工作，与他朝夕相处，深感他为人率真、厚道,对我们华侨干部的处境，能够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唯真同志离任回国后，我在写给他的信中，曾借用唐朝诗人王勃的五律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在唯真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我愿再次以这首诗寄托我的哀思，告慰唯真同志的在天之灵：

别路余千里，
深恩重百年。
终知难再奉，
怀德自潸然。

作者简历： 原籍广东新会,1934年生于越南海防市。1950年1月参加工作。1953年6月参加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战役中荣获三级战功勋章。1958年6月起任新华社河内分社翻译，1964年6月调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越语部，先后担任播音、翻译、定稿等工作,1991年被评为译审，1996年退休，2005年被授予 “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2010年写于北京

徐熊近影。

1982年，王唯真同志在新华社为华裔美国客人举办了一次隆重、热烈而亲切的宴请，引人注目。因为，它是在文革后、全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久举行的。那时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云雾刚刚拨开，晨曦初初露面，灿烂阳光还未充分放射，而余悸尚存之际；主持宴请的王唯真其人，又是这样一位曾让国内外瞩目、也曾一度被两派红卫兵“保护”和“炮轰”的焦点人物。但是，席间宾主亲如一家的气氛非常温馨而愉快，令人感动。

为什么会这样？这得从头说起。

意外信息从天而降

1980年的秋天，一个电话告知：我的堂妹由美国来京讲学，要见我。我疑窦顿生：我哪来的美国亲戚？经了解才知道是我三叔的女儿——化学家徐莉初博士，她早就随父母从台湾迁居美国，这次是应我国一家医科大学的邀请来京讲学的。

1982年徐莉初博士原本准备再陪同父母来华访问，她的父亲徐直民是旧中国曾用“庚子赔款”送到比利时的留学生，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后来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在甘肃兰州大学任教育长，在徐州筹办江苏大学，并任校长；在此前后还在中央政治大学、河南大学等校任教授。可是台联来电话通知我：徐莉初父女俩有事不能来华，改由徐莉初的胞兄徐之戎带我的三婶来；因为我在新华社工作，台联还通知新华社外事局，请新华社负责人出面设宴招待。于是，我同台联一起陪他们参观，并和家人一同参加了这次宴请。

记得那次我放下电话后立即与时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方言、外事局局长丁仰炎商量，他俩一致认为由王唯真出面宴请最好：王唯真是早年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战的老归侨，文革结束后任新华社侨联主席，对海外华人华侨比较了解，对中国的侨务政策也很清楚。王唯真欣然同意了，并提议请社侨联副主席李勉之也参加。

热爱祖国、不畏强暴的精神令人动容

宴会在新华社餐厅二楼进行，充满亲如一家的温馨。宾主双方自我介绍后，方言问我三婶：“在美国语言交流是否有障碍？”三婶说：“我一点也没感到，因为我年轻时，已在南京考上金陵女子大学了，那时要求英文的水平不低。”

徐之戎说：“徐熊大哥带家母和我逛北京大街时，我们看到了‘欧美同学会’的招牌，感到很亲切。因为家父和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在欧美上的大学。”

“我们在国内也都感到很亲切，因为我本人就是华侨……”王唯真说到这里，方言忙插话说：“他就是以新华社侨联主席身份接待你们的。”我补充一句：“他还是新华社代社长。”三婶和徐之戎齐声说：“谢谢您！”

王唯真问徐之戎：“到美国多长时间了？”

徐之戎说：“过去我在巴西时间较长，由于巴西局势动荡，我们在那里感到不安全，才搬到美国，与我的父母住到一起。”

听说他在巴西生活过，我很惊讶，宴请也为此突然热闹了起来，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起“九颗红心”之一的王唯真在巴西狱中的英勇斗争，也谈起文革中处在“空前混乱”的状况下，某些人在巴西事件上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很不道德的做法。

是谁首先谈起1964巴西反动当局无理拘捕新华社王唯真、贸促会王耀庭等九人，谈起王唯真在巴西狱中的坚强、乐观，现在已经弄不清。只记得大家畅谈着九位中国人在巴西监狱里面临着生死考验，在敌人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以绝食抗议将他们分散关押和递解台湾的阴谋。在这场国际斗争中，王唯真始终没有忘记中国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这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表现出中华民族面对强权和邪恶时所秉持的凛然大义。

大家还谈到巴西当局违反国际法的行径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各国主持正义的法律界人士，许多对华友好团体和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同胞纷纷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巴西反动当局的这一暴行；各国新闻界、贸易界不少机构和个人也都表示抗议和声援；巴西律师协会主席苏布拉尔·平托主动提出作九人的辩护律师。中国红十字会也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的关系，先争取他们在狱中与家属通信（虽然巴西反动当局限定每封信只能写25个字），后又争取到让家属分两批赴巴西探监。在世界人民的声援和国内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的这“九颗红心”，终于在1965年4月回到了祖国人民的怀抱。作为新华社培养多年的驻外记者，王唯真也成为了中国新闻界的骄傲。

王唯真等九同志的事迹，不仅使两位客人为之动容，就连新华社参加宴请的人们也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激动且不能自已。

在极端困难中主持新华社大局

席间，话题转到王唯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有人提到北京西单十字路口的标语牌，那里是“文革”时期北京“打派仗”最激烈的“战场”。一度，在这个路口东北侧竖立着几丈高的巨牌，上面写着：“王唯真是大叛徒！”在相对的另一面，也竖立着同样大小的巨牌，上面写着：“王唯真是革命好干部！”

我的三婶急忙问：“为什么？”

“因为王唯真当代理社长，一派拥护，一派就反对。”李勉之回答：“那时社领导和各编辑部领导已全部被打倒，王唯真独力支撑，困难可想而知。”

“那么，是谁任命他为代理社长的？”徐之戎问。

这时，方言、李勉之和我七嘴八舌做了解释：让他主持新华社工作，是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主席拍板同意的。但在那个混乱的局面下，没有权威、公理、正义的事太平常了。拿西单路口来说，就曾多次发生“王唯真”是不是“大叛徒”的辩论。据说西方记者把这一切拍照下来，在国外媒体上大肆炒作，巴西国家律师协会主席苏布拉尔·平托先生得知后非常愤怒，立即给我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发了电报，他在电文中说：“我用我的人格担保，王唯真先生决不是叛徒！”不光新华社群众，就连不少外地来京的人都反对“王唯真是大叛徒”的言论，他们认为这是出于个人或小团体目的而损害国家和民族声誉的不道德行为。

王唯真当时就是在不少人成天捣乱、闹事的状况下工作的，局面多么难撑哦！这时我的女儿也忍不住插话说：“在我们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大院，就曾发生过绑架王唯真的事件。”

大家接过话茬叙述了当时的情况。那是1967年12月4日夜晚，新华社一群男女调用“战备”车，开到皇亭子宿舍大院：一辆大卡车停在宿舍大院门外，另一辆吉普车开到王唯真家所在的19号楼门前。从车內跳出一批人，留下少数人在附近放哨，其他人直奔第三层王唯真家，在连连踢破两道门冲进室内后，把王唯真强拉硬拽，头朝下地拖下楼去，准备拉上吉普车带走。

王唯真的爱人陈萍看情况危急，便在阳台上呼救。四周邻居闻讯后纷纷拿起洗脸盆之类的物品一面敲打、一面呼叫，声音传遍了全院。这时候已有不少人闻讯跑出家门，放掉吉普车轮胎的气，救下了王唯真。这时候，绑架者见群众越来越多，有的吓得跑到大院门口的卡车上逃走；有的刚爬上吉普车就被群众揪下来围住质问。

让大家谈兴最盛的，是王唯真无辜被当成新华社“5.16”黑后台。那是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因为不知何时，天外就会飞来个大帽子扣上你的脑袋。据说上边让抓“5·16”（文革后才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5·16”），新华社马上就有几个无辜的人被抓。在逼供信中，有的人迫不得已就来个搅浑水，“招供”出几十个“5·16”分子。军管小组又追问：“你们的后台是谁？”于是主持新华社工作的王唯真就被供为“黑后台”，在劫难逃了。新华社为此就人为地制造出了所谓的“5·16”组织，包括王唯真在内的很多人遭隔离审查。另一位被逼无奈的人实在不愿乱招供，就反戈一击，“供出”了逼他的军代表甄文君是“5·16”，此事作为笑料被传得沸沸扬扬。

王唯真感慨地说：“这些往事毕竟是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发生的，现在都过去了，我们不去计较它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变坏事为好事，把以后的工作做好，才是当务之急。”大家还回顾了王唯真在新华社主持工作时解散了“牛鬼蛇神队”，保护了新华社被打倒的一大批干部；在摄影部群众的配合下，保住了新华社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竭尽全力维护了新华社工作的正常开展，出色地完成了那段艰难的历史使命。

王唯真事迹传到国外

听到这里，美国来宾被深深感动了。我的三婶连连称赞说：“王先生的事迹实在感人。我能在这次访问中认识王先生，真是三生有幸。”徐之戎激动地说：“我很荣幸与王先生同在巴西生活、工作过；但是我很惭愧，在巴西经商，竟不知道王先生受屈和英勇斗争的事。今天我终于清楚地了解了这件事，对王先生热爱祖国，为祖国争光的精神感佩之至。”接着，他又谈到文化大革命：“在国外，大家都听说‘文化大革命’当中的一些情况，但是，这一次我们感性地知道了它真实的一面。特别是，王先生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能忍辱负重，实在叫人钦佩。”

王唯真主持的宴请在社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副社长、新闻研究所顾问缪海稜对我说：“王唯真同志这次宴请反响非常好。首先主客双方都到过巴西，谈起来自然、亲切；其次，王唯真在‘文革’中担任代社长，谈起那时的情况是权威的，对客人来讲，他们也会感到真实、可信，知道中国人在那么恶劣的状况下坚持工作，是多么难能可贵！下一次你叔父如果来，仍要由王唯真主持，我也想出席作陪。”

我后来得知，徐之戎回美国后到处对人讲王唯真的事迹。1991年，我访美时曾在洛杉矶我三叔家居住，几乎每一个同我聊天的人都问及“王唯真”或“新华社代理社长”的情况。甚至2006年夏天，我的由美来京经商的另一位堂弟徐复初，在见到我时还问起：“那位接待我母亲和哥哥的新华社代理社长，身体和生活情况还好吗？”我告诉他：“王唯真于最近去世了。”他难过地说：“哎呀，我还想访问他呢！”

作者简历：新华社高级记者、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所务委员。1927年生于江苏滨海县，1944年参加工作。采访过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写过大量军事通讯和报告文学；采访过中央政治时事活动，从事国际报道和新闻研究工作；担任过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导师，主持或编辑过《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国外分卷、《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中国实用新闻大辞典》、《中国名人录·中国卷》（香港）、《中华人物辞海》等多部书，作品不少被选入大、中学教材，并被收录进各类媒体中。

2010年写于北京

父亲对中医治疗十分热衷。记得小时候看到他有许多细长的银针和用来消毒的酒精棉球，时不时地给自己扎上两针，一副面不改色的样子，让我心中充溢着敬畏。他因不适应北方气候，患了几十年鼻炎，还因鼻甲肥大做过手术，但呼吸依然受阻，于是晚间常剪下一些长条、椭圆、正方和蝶形的活血通淤药膏，贴在鼻梁和周围的穴位上，以使入睡后呼吸能顺畅点，颇有些京剧脸谱的样子。因为尝试着不同的部位以总结最佳效果，“脸谱”也在不断的出新中引出全家人的笑声。

父亲笃信中医，并能熟练运用一些偏方治病，最初是因为他的呼吸系统多年来不适应北方的气候，加上常年“拼命三郎”似的工作使身体过度透支，他必须找出对应的招数让自己不至太难受。那些简单的操作对父亲来说自然不在话下，但掌握耳穴测诊技术，他可是下了一番工夫，这要从文革说起。

父亲当年被中央文件错误点名后，戴着各种强加在头上的“帽子”，被军管小组送到新华社房山干校劳改了近三年。繁重的体力劳动，近百万字翻来覆去的书面检查，使他的身体和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导致高血压、心脏病，眼底动脉硬化多次出血。后来听说是因为怕他死在干校，才放他回了家。

那时单位不让父亲工作，每月只发35元生活费，加上母亲的工资才刚过百元，全家日常开销十分拮据。祖母看病没钱找大夫，父亲就对照中医药书籍研究祖母的旧处方，掌握药性及配伍，结合病症、脉象诊病开方，居然把祖母支气管扩张咯血的病情稳定住了。父亲又到处找偏方和新疗法，为诊治自己的病开源节流。

一次，他从社会上散发的宣传材料中发现湖南有一种耳穴测诊及疗法，就试着按图片说明找来电池、导线、耳塞和空心笔管等，用剪刀尖把铝质胶卷盒顶部钻出小洞，自制了一个小巧玲珑的“耳穴测诊仪”，扭过脸让耳朵对着镜子，津津有味地斜着眼睛给自己测起病来。有了一些心得后，他又给家人、老同事和老朋友轮番检测，运用他以往自学的中西医知识，还真查出了不少病，让大家刮目相看。后来，他又得到了南京出版的比较详细的耳穴诊治手册，如获至宝，结合湖南的材料和自己的知识积累，他的耳穴探测诊断技术日臻成熟，并有了许多独特的发现。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患癌症，被医院当做良性肿瘤开了刀，在病床上又被宣读了由新华社上报、中共中央批复的对他有着许多不实之词的审查结论，父亲很愤怒，当即拒绝了医生提出再开一刀和化疗的方案。回到家，他选择有通经络功能的乳香、末药、麝香和西黄丸与其它中草药配比后内服，又把原来往鼻子、脸上贴的药膏剪成约1平方厘米左右的正方形，放入西黄丸或六神丸，还用火柴杆剪出小颗粒，贴到与疾病相应的耳穴上揉来揉去。在几年的摸索治疗过程中，他都是用“测诊仪”选穴及监测病情，随着“肿瘤线”响声的减弱、消失，父亲终于战胜了癌症，为自己的生命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文革结束时，父亲的测诊技术也发展得几近“炉火纯青”。在没有恢复工作的日子里，他就像个业余郎中，走到哪里都带着他的“测诊仪”，遇有需要就“露”一手，为病人提出明确的诊断参考和建议，也给朋友们带去了知识和惊喜。他还教我制做了一个“测诊仪”，并倾囊倒出他的测诊心得供我参考，让我在自己和家人的耳朵上实习，还建议我将“测诊仪”带到我所在的部队医院实践。虽然我的技术远不如父亲那般出神入化，却在与战友们相互测诊中感受到了中华医学的神奇和探索人体奥秘带来的快乐。

王唯真为朋友测耳穴。

恢复工作后的父亲被借调到中纪委协助处理大案要案时，已有近8年的耳穴测诊经验。在那里他同样有求必应，诊断精准、极少失误的名声，使前来请父亲出手相助的人络绎不绝，我们家也几乎成了“土诊所”、“神仙地”。

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领导王文克叔叔，曾带来三位病人“考”我父亲：“唯真，不说他们有什么病，看你能不能瞧得出来。”父亲分别给他们号了脉，又用“测诊仪”测试了一番后，怔住了。“没关系，都是老同志了，有什么病你就直说，别怕我们受不了。”其中一位病人急切地请求着。父亲对他说：“你身体不错，就是有点高血压。”又指着一位穿军装的人：“他可能消化系统有肿瘤。”另一位女士连忙问父亲：“我近几个月来感到身体很难受，但医院尚未确诊我是什么病。”父亲告诫她：“可能是肿瘤，但因为耳穴上反应点很多，我不能断定肿瘤在哪个部位，你最好再到医院认真检查一下。”那位“高血压”心悦诚服地证实了父亲的说法，穿军装的人也告知了他刚做完胃癌切除术，正在恢复中。一个多月后，父亲遇见王文克先生，问起那位女士的检查结果，得知她已去世。王文克说：“她听从你的建议到日坛医院检查，发现是肾上腺癌，已经广泛转移了。”父亲黯然……

父亲在新华社的老朋友、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先生，讲起他的心脏不太舒服。父亲号脉、测诊后认为心脏没有实质性的毛病，但发现耳穴肿瘤区和肺区有中度反应。听李先生说自己刚做过肺部检查，没有任何毛病，父亲便根据中医“肺主皮毛”的理论，问他是否有皮肤瘤或黑痣，得知他臀部的一个“梅花痣”近期有增大趋势。父亲建议他给医生看看，最好切除。他去医院切除了“梅花痣”几个月后再来我家时，父亲的“测诊仪”已听不出他耳穴相应区域的响声了。

王唯真在为新华社国际部编辑、越南归侨王哲民先生做耳穴测诊。

在地理研究所工作的蔡清泉先生，曾带同事老张来找我父亲，说他经常尿血，被医院怀疑为一侧肾脏有肿瘤。父亲测诊发现耳穴肿瘤区毫无反映，而输尿管区反应很强烈，故认为血尿另有原因。老张拿出医院做的扫描图，只见图中一侧肾脏已肿大变形。父亲吃了一惊，重新在两侧耳穴的肿瘤区反复测试，仍旧毫无反应。据此，父亲肯定地说：“我认为不是肿瘤，较大可能是结石刺破输尿管引起血尿和炎症，结石和炎症引起输尿管排尿不畅而导致肾脏积水肿大。”不久，蔡清泉先生来电话说：“医院最后诊断同你说的一致。老张的结石取出后已不尿血了，肾脏也复原了。”父亲听了很高兴。

父亲的耳穴测诊不仅对分辨肿瘤与否有相当的准确率，对其他疾病的诊断也很神奇。前六机部船舶进出口公司经理林光前先生，因多次出国谈判，工作紧张、劳累，曾同时兼有胃部不适、长期腹泻、心脏逸搏和胸闷气短等症状，屡治不愈，医生甚至按精神类疾病给他吃“奋乃静”也不管用。在北京治不好，他又到外地求医，仍不见效，遂由孩子介绍来请我父亲确诊。父亲发现他耳穴的甲状腺区反应强烈，考虑到甲状腺机能亢进的病人可以出现上述症状，就建议他去医院检查。他果真查出了甲亢，经过治疗终于恢复健康，回到了工作岗位。

从外单位调来总社的李普同志，因病住进友谊医院外宾病房，胃疼发烧的症状消失了，病因却不明，据医生讲这是一笔糊涂账，还需进一步“侦察” 。他得知父亲耳针测诊效果“神奇”，特以毛笔修书一封，请父亲用自制的仪器前往诊断。新华社参编部朱颖女士告知：胸口和肩背痛已三年多，被医院诊断为“心绞痛”，并接受了试验性药物治疗，却总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父亲注意到她的耳垂上没有冠心病沟，就为她做了耳穴测诊，并告诉她：“你不是心脏病，可能是胆结石。”她按父亲的指点换了大夫、查了B超，确诊是胆石症，因为胆囊已失去功能，遂做了摘除手术。如今已八十多岁的朱颖女士高兴地说：“多亏王唯真为我确诊，几十年来我再也没有心绞痛过。”

  新华社同事李普从医院来信向王唯真求助采用耳针测诊。

父亲还为一些同事和熟人测出了肠息肉、脂肪肝、心肌炎，排除了鼻癌、类风湿等等；由于为医学诊断提供了新的思路，医生和主任们都十分好奇，戏问就诊病人背后是哪位“高人”在指点。父亲听到这些反馈，总会笑着说：“是耳穴探测呵！”一位认识父亲的肿瘤研究所领导在得知父亲的检测方法后，感慨道：“他真是久病成良医呀！”

我怀孕后期转氨酶突然升高，还出现了很重的黄疸，被诊断为“急性黄疸型肝炎”；与此同时接医院告知：胎儿被查出多囊肝、多囊肾，建议这种畸形儿最好不要；考虑到胎儿已较大，不适宜做中期引产，可做碎胎处理。我坚持进一步确诊后再下决心，但八次B超都支持医生的结论，我很焦虑。父亲为我测诊后，信心十足地说：“你没有患肝炎，因为双侧耳朵的肝胆穴及辅穴都没有反应；另外，你要多去几家医院检查胎儿的情况，集思广益才有助于正确判断。”终于，北京妇产医院的大夫采用前后相隔一小时做两次B超的方法，排除了胎儿由于膀胱憋尿误为多囊肾的错误诊断；不久，我的“肝炎”也因孩子的出生，消除了对肝胆挤压带来的机械性梗阻而“痊愈”。看着健康、美丽的婴儿，我由衷地感谢父亲，父亲不仅给了我生命，还帮我保住了儿子的生命。

   王唯真在给他姐妹的孩子们做耳穴测诊。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一次采访途中遭遇车祸，胸、腰、骶椎多处骨裂、骨折，痛得动弹不得。父亲闻讯，立即赶到市急救中心了解我的伤情，他一边安慰我说“放心吧！长好了比没断还结实”，一边掏出老花镜凑近我的耳朵仔细观查。他摸了摸我左耳对耳轮的疼痛部位，转身对家人说：“你们看：耳穴对应得有多准，这里发红，还肿了起来。” 看着他又在抓住机会搞研究，我们大家都笑了。

后来，父亲由于工作繁忙并兼任全国侨联、延安精神研究会等多项社会工作，拿不出较多时间和精力再当“郎中”，就利用点滴时间集中研究肿瘤测诊。诊断结果的屡屡应验，让父亲和病人们常常感到：耳穴测诊如能在中医门诊推广，将在普查和早期发现肿瘤上大有可为。

翻看父亲留下的剪报和摘记发现，他多年来十分关注耳穴诊断和耳针疗法在国际上的流行趋势。在得知法国、德国、西班牙、日本等对此研究得相当火热，还出版了不少研究著作时，父亲认为：中国作为耳穴诊断和治疗的首创国，发展潜力仍然很大，因为几千年发展起来的中医学，其纵深性和普及性都是外国所不能比的；耳穴测诊结合中医号脉，相辅相成，确诊率高，检测仪器价格低廉，易于推广。重视并发挥这一中医国粹的优势，不仅造福国人，还将造福全人类。

如果没有在文革中经受惨烈的伤害，如果没有因此而导致的经济拮据和病痛折磨，父亲今生可能只会使用银针、开简单的中药方而已。在痛苦和磨难中，父亲被迫成就了耳穴测诊的专长，把对伤害的无奈转化为知识和本领，为亲人、为朋友、为同事解除病痛，让我明白了人在面对挫折时，要变被动为主动的道理，也看到了父亲的坚忍、睿智和胸怀的宽广。

2010年写于北京

肖梓树近影

我曾告别可爱的故乡湖南，

借着滚滚的车轮北上，

迈入令人羡慕的新华社，

跻身神圣的新闻行列，

挥毫泼墨写春秋。

才华横溢的众前辈，

铸就我胸中的楷模与丰碑。

历史车轮飞逝四年，

美国策动阴谋政变，

使中国人在巴西遭非法关押。

政治陷害震惊世界，

刺痛中华民族心。

新华社记者王唯真，

坚毅果敢怒斥敌人，

载入新闻媒体报端。

党中央关怀备至，

竭尽全力营救赤子，

周总理日夜操劳，

坐镇指挥威慑敌胆。

我同王唯真素未相识，

更无相交言谈之机，

骨肉同胞遭难之痛，

人性良知令我悲怆。

倾情守候狱中信息，

关切同胞生命安全。

英雄气概威武不屈，

中华民族金刚骨气，

神州大地四处飘扬。

王唯真名字走入心坎，

从此让我不再陌生。

正义压倒诽谤邪恶，

东风压倒衰败的西风

黎明冲破黑暗，

带来胜利喜悦和光明。

王唯真和狱中战友。

乘着明媚春光凯旋，

京城的树木吐露新枝，

鲜花散发醉人的芳香，

阳光那样的灿烂，

蓝天绽放着靓丽的光彩。

新华社内喜气洋洋，

欢声雷动鼓声雷鸣，

彩旗飘扬掌声响四方。

人们奔走相告，

千人夹道迎候——

巴西英雄王唯真！

英雄向久违的众人走来，

花环在胸前闪烁光彩，

那是光明磊落历史的记载。

同事们争先恐后喜极而泣，

与唯真深情拥抱相庆。

  激情的泪花滴落在他那消瘦的面容上，

这是同事朋友们友爱的结晶，

是对唯真赤胆报国人格的定性！

此情此景今天依然在目，

感人肺腑的历史画面，

王唯真的身影印刻心际。

他瘦高的身躯弱不禁风，

凭其坚强的革命意志，

和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经受了敌人的残酷迫害，

铸就成国际新闻战士，

中华民族的巴西英雄。

我为此落泪竭诚感动。

人生岁月风雨交加，

生活路程布满荆棘。

突变的社会政治浪潮，

胆战心惊的文革运动，

将中国推向险恶的边缘。

昔日亲朋好友反目为仇，

勾心斗角黑白是非不分。

陡然间，

“巴西英雄”变“叛徒”！

打倒“叛徒王唯真”的标语，

铺天盖地充斥北京城。

造谣者失去人性良知，

无知的追随者蒙骗上当，

充当残害王唯真的马前卒！

中央信任耿直的王唯真，

命其为新华社常务副社长，

全面主持党的喉舌工作。

敌对者气急败坏，

与中央决定相对抗。

造谣者加倍兴风作浪，

誓言将王唯真拉下战马！

摘下“巴西英雄”的桂冠，

戴上“巴西叛徒”的歪帽！

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丧心病狂地策划绑架，

罪恶伎俩泯灭人性！

夜深人静社长办公室，

灯光如同白昼。

我轻轻地走近唯真身旁，

方便面是他宵夜充饥的干粮。

在那人情冷酷的年代里，

接近“叛徒”王唯真，

“大逆不道”“敌我不分”。

绑架阴谋能否得逞，

让人非常揪心齿冷，

通报告诫警惕再警惕！

唯真镇静地向我告白：

“巴西监狱的煎熬能挺过来，

绑架摧残身躯在所不惜！”

巴西军警和国民党特务

没敢用死神断送王唯真性命。

此次威胁生命安全的，

却是曾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

朝夕相处笑脸相迎的同事。

1967年12月4日午夜，

寒风惨笑草木萧疏，

伸手不见五指的天空，

良知者在梦中遨游，

希冀平静如水的安详生活，

告别自相残杀的社会局面。

树欲静狂风怒吼却不止，

阴谋者在阴霾的深夜，

破门闯进王唯真家实施绑架。

岂料皇亭子大院——

新华社职工宿舍大本营，

早已“筑起铜墙铁壁”，

来犯者闯进了红色阵地，

敲击声此起彼伏地响起，

脸盆暖气管道叮叮当当呼应，

——正义者的信号弹，

响彻寂静的夜空。

急促的声响惊动了人们，

奋起同来犯者搏击，

护卫王唯真的人身安全。

身怀有孕的妻子推醒我，

“庭院有敲击脸盆的声音，

王唯真可能遭到绑架！”

我即刻起身

冒着呼啸的寒风冲出家门，

飞速向陷入险境的唯真家跑去。

绑架者车载凶器拳打脚踢，

宁静院落充满杀气。

正义者们四面八方聚拢，

向“不速之客”反击！

“王唯真是巴西英雄，

王唯真不是叛徒！”

“造谣中伤者可耻！

绑架王唯真没良心！”

铿锵的呐喊，

回荡在夜空，

令来犯者胆战心惊！

此场决斗非派系之争，

是捍卫国家尊严，

维护民族气节的斗争。

我们终于赢得胜利，

从绑架者手中夺回英雄，

我为我亲爱的朋友，

忠诚果敢大义凛然的同志，

骄傲自豪和欣慰，

可歌可泣的光荣啊，

正义的斗争正在延续。

21世纪降临的第一天，

我和多年不见的唯真，

在“新春团拜会”相见。

如同久别重逢的亲人，

热情拥抱泪如泉涌，

用心倾诉我们的情感，

用心印证我们的真切友谊。

他那欢快亲切和蔼的笑容，

他那温暖如春的身体，

如温煦的春风，

深深地印贴在我的心窝，

亲切而永生难忘。

时光流逝岁月无情，

人生的道路如此短暂。

灾难耗损了他的健康，

病魔带走了他宝贵的生命，

也带走了我心中敬慕的英雄。

革命公墓人山人海泪如潮涌。

为可敬的唯真同志送行，

告别坚毅的巴西英雄！

唯真的高贵人格和身影，

依然存活于我的脑海中！

肖梓树夫妇与王唯真爱人陈萍在养马岛新华社疗养所 。

夏天在养马岛新华社疗养所有幸同王唯真的夫人相见，勾起了我对老王深深的怀念。我自己也说不清道不白，为何对王唯真同志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所以，当陪同其左右的女儿希望我能写一篇文章回忆我与老王的交往时，我欣然接受。此文信马由缰，不拘一格，只求情感真切、言语由衷。

作者简介：1939年元月生于湖南省望城县新康乡沅头村，十一岁读小学，1960年高中毕业于长沙市雅礼中学，同年元月选调新华社学习西班牙文，先后担任新华社对外部、翻译部、国际部和体育部翻译、记者、编辑，长达四十年。在此期间，曾赴亚洲、欧洲、中南美洲、大洋洲二十多个国家进行国际和体育新闻采访。2000年元月退休。

   2010年写于北京

王殊近影

我在新华社的老同事王唯真与癌症斗争二十多年后，终于在五月初走了，他八十三岁当然也属高龄了，但老同事们想到他一辈子对新闻事业的贡献仍感到很惋惜。王唯真一九六四年与其它八个中国人在巴西被军事政变当局逮捕、关押和审判，经过英勇斗争终于回到北京。这个当年震动国内外的事件，年纪大一些的人应还记得。

这个事件的背景是很清楚的，1964年4月巴西发生了军事政变，推翻了古拉特政府。巴西以古拉特总统为首的政府自1961年8月组成以来，对内采取了若干维护民族利益、限制外国资本的措施，对外奉行了不干涉和自决的政策。当时中国和巴西虽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古拉特在担任副总统时就曾率经济代表团到我国访问，在担任总统后继续采取措施推动两国贸易经济关系的发展。可是反动势力并不甘心，因此他们一直不断制造破坏和颠覆活动，内外勾结，接连发动军事政变，终于推翻了古拉特政府。为了破坏中国同巴西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在政变发生后不几天，他们就逮捕和关押了中国在里约热内卢的新华社记者王唯真和翻译鞠庆东，以及从事贸易和展览的王耀庭、侯法曾、王治、马耀增、苏子平、宋贵宝、张宝生等九人，用毒刑拷打的手段和栽赃诬陷的办法，力图给我们的同志强加“间谍活动”和“颠覆活动”的罪名，而且还同台湾当局勾结，企图把被捕的九名中国人劫持到台湾去。

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新华社和贸促会立即成立了营救小组。那时，我正好从古巴担任了三年记者后回到北京，申请去墨西哥的签证还没有消息。社内负责营救工作的外事部要我参加他们的工作，当然我是义不容辞的。在国内外强大的支持和声援下，王唯真他们挫败了反华势力企图强加给他们各种罪名的阴谋，经过一年零半个月的英勇斗争，终于回到了北京，受到了我国领导人和各界群众的欢迎。

我是1954年到新华社国际部工作后认识王唯真的，他在香港担任副总编辑五年后刚回来。他同我年龄差不多，但他却是延安来的老八路。他生于菲律宾爱国侨领的家庭，抗战爆发后，于1938年15岁时从菲律宾到延安参加革命，1941年到延安新华总社工作，从此在六十多年的岁月中，为新华社的事业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我同他在国际部共事了二十多年，但由于各自在国外工作，见面的机会很少。他历任驻越南、巴西记者，我在1962年随新闻代表团访问巴西时，他到里约热内卢工作还不久，没想到才两年多就遇到了政变的事件。

1962年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巴西，左起：中央廣播事業局刘习良，新华社国际部王殊、王唯真、人民日报谭文瑞在里约热内卢新闻界欢迎酒会上。

王唯真从巴西回来后，被任命为国际部副主任。还没有上班多久，文革就开始了。他在巴西的英勇斗争受到了赞誉，可没有料到在文革中历尽了艰辛和坎坷。

文革开始后，陈伯达从1966年5月开始多次到新华社，煽动群众起来造反，向社编委开火，鼓吹社编委、党委不能领导运动，要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新华社的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8月初128人在总社大礼堂被揪斗，并在社内戴高帽子游街；从社长、各部主任到发稿助理大小领导纷纷被列为「审查对象」，并且打入劳改队，半天劳动半天检查。国家通讯社从此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

在动荡的形势下，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决定由《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担任新华社代理社长，王唯真担任副社长，主管业务工作。没料到胡痴上任才几天便被当成反革命关押进卫戍区，王唯真随即被宣布为新华社第一副社长，负责新华社全面工作，后又被宣布代理社长。

当时，我已在劳改队同大家一起劳动，大家听说让王唯真负责全社的工作，都为他暗暗担心，还不仅因为他长期在国外做记者，没有担任行政领导的经验，更因为是在文革乱世，两派内战激化，机构都已瘫痪，工作难度大，要冒很大的风险。果然，还没有多久，他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王唯真作风正派，为人正直，他接受这个艰险的工作任务后，虽然上下的压力都很大，仍努力排除干扰，坚守工作岗位，维持了社内的工作秩序。他反对造反派揪斗和对老干部搞逼供信，要求老干部经受得起考验；拒绝造反派要求公开社内的人事和业务档案，禁止他们企图销毁国家领导干部的历史图片资料；电请各省军区协助恢复地方分社的工作，释放被拘捕的分社记者、编辑等，避免了运动给通讯社造成更大的损失。这些当然很快引起了造反派的极度不满和怀恨，他们造谣诬告他是“最大的保皇派和绊脚石”，挑动事端，制造混乱局势，加紧迫害老干部和打击不同意他们做法的人，甚至到社长室无理取闹滋事等。

王唯真感到力不从心，在五月起就屡次打报告要求对新华社实行军管，没有得到答复，又提出请辞，也没有照准。直到当年十二月四日半夜，造反派公然到他住处对他进行绑架，由于周围邻居的救助没有得逞。十二月六日他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见到周总理，又提出社内局势混乱，希望立即实行军管，总理表示可以考虑。十二月二十一日，军管小组进驻新华社。

军管的一些人虽然声称要对两派一碗水端平，大力促进大联合，但在当时极“左”思潮的泛滥下，思想上仍是支持他们认为的所谓“左”派。一些造反派竭力散布谣言，诬蔑王唯真“右倾保守”、“同走资派划不清界线”等，让王唯真这个代理社长靠边站了。到一九六九年，军管小组偏听偏信，诬陷了总社干部中后来被证明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所谓“五·一六”分子五十多人，将其中一些人隔离审查，王唯真更是被诬陷为新华社“五·一六”的总后台。

为时不久，1970年陈伯达被中央点了名。由于中央任命王唯真担任副社长的决定，当初是由陈伯达等人到新华社传达的，一些人就偷换概念，把“传达人”演绎成“任命人”，以审查王唯真同陈伯达的关系为借口，来把他彻底打倒。王唯真遂被军管隔离审查，还被批斗和抄家，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和折磨。当时在社内极“左”思潮横行，一些造反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肆影射攻击对社内工作很不满意的周恩来，有的人甚至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还给姚文元写信提名几个“左”派来接替已复职的社领导。

文革结束后，强加给王唯真的各种罪名被解除了，但在给他做的结论中仍认为他在担任代理社长期间执行宣传报道中有“错误”。很多老同事认为这种提法很不公平：当时面对上级的指示，无论谁在新华社的领导岗位，都不能不执行。他担任副社长、代理社长期间，在极“左”势力泰山压顶、身处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已做到了他可能做和能够做的事，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从来没有赶浪头、充“左”派，也没有拉关系搞投机，能做到这样是非常难得的。

可以告慰的是，新华社在王唯真逝世后的讣告中指出，曾任代理社长的王唯真把一生忠诚地献给了新华社的事业，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他在“文革”中担任代理社长期间虽身处逆境，仍努力顶住压力，坚守岗位，稳定社内的正常秩序，保护干部队伍，保护国家机密和档案资料，避免了新华社事业在运动中遭受重大损失。很多的老领导和老同事参加了他的告别仪式，就是对他忠诚一生的最好证明。

作者简介：江苏常熟人，1924年出生，1948年起历任新华社华东野战军总分社记者，志愿军总分社记者，1956年5月起历任新华社驻巴基斯坦、加纳、几内亚、马里、扎伊尔、古巴、联邦德国记者；1972年10月调外交部工作，历任驻联邦德国使馆参赞、大使。1977年8月任外交部副部长。1980年任驻奥地利大使兼驻维也纳联合国组织大使，1986年10月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1998年离休。

2009年写于北京

程蓝江先生近影。

伫立加州海滨西望故国，缅怀唯真兄辉煌灿烂的一生，我同许多海外侨胞一样，为他这位杰出的爱国归侨、英雄记者而深感自豪。我敬佩他为祖国和人民竭智尽忠、义无返顾地奉献毕生心血的榜样。他响应祖国母亲抗日救亡的悲切呼唤，不畏艰难险阻，千里迢迢直奔抗日第一线——革命圣地延安，加入“万众一心”“血肉筑长城”的行列。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胜利了，他马未下鞍又转战到国际新闻第一线上。作为新中国首批驻外记者，也是友好使者，他倾尽热情和诚意广交朋友，广结善缘，赢得了珍贵的国际友谊。人们通过他更多地了解了新中国，增进了同新中国的友善、友好关系。

越南抗法战争胜利后的1955年，中国侨务委员会应越方之邀，派来一批新闻工作者，指导和协助北越华侨创办了一份华文日报《新越华报》，两年后他们结束任务全部回国了。我们作为这张报纸刚刚入行的新兵，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要独立承担起采编和出报的全部责任，确实困难重重。

就在这时，我们十分庆幸地得到了唯真兄的热情帮助和指引。或许因为唯真兄本人是归国华侨，深知我们的心，所以他经常在百忙中抽空看望我们，并一同娱乐、聊天，十分轻松和友善。他会聊聊最近一次回中国的见闻，介绍那里生动、活泼、朝气蓬勃的社会面貌，谈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自信心，总让我们感到亲切、新鲜，得到启示而有所惕励。唯真兄对我们这批海外华侨同业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给我们当了多年的义务辅导员。他热切、诚挚地与我们分享知识，严师诤友般鼓励我们勤奋学习，这些宝贵的帮助，切实提高了我们的认识和编写水平，使我们获益良多。

在互联网上悼念唯真兄的文章中，我看到新华社对他在越南工作的高度评价：“报道质量高、时效快”，甚感欣慰！这正是当年在北越的新闻同业们对唯真兄至为钦佩、赞扬的地方，也正是新华社河内分社在同各国记者竞争中取得的突出成就。

当年越南坚持公布中央文件时对国外媒体严守划一时限和纪律，确保“一碗水端平”，防止有任何分别对待的投诉，但结果仍然是新华社河内分社抢在第一时间播发了许多有关新闻。这速度是包括塔斯社在内的各国驻越南记者始终无法追上的，他们对新华社河内分社的占先报道都感到诧异，对唯真兄的“高招”百思不得其解，甚至追问是否有人在规定时间之前给新华社发放了新闻稿。

我们因为常有机会与唯真兄一起采访，深深体会到这一切得来不易，他靠的不单是才华，更多的是勤奋和认真钻研，尤其是靠热诚、真挚地广交朋友，处处与人为善，以德服人，他的言行表达了对越南人民的热爱和关切。所以，几乎所接触到的越南同业、新闻机构及党政机关负责人，都非常喜欢他、信任他，与他建立了美好的友谊。我们从旁看得清楚：差别就在于唯真兄作出了这些非凡的努力。他深厚的人脉关系，还使他在翻译稿件和查找参考资料等方面处处如鱼得水，为河内新华社分社开展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事事胜出一筹。当年在首都河内一起活动的各报刊记者群中，唯真兄的豪爽、洒脱、才气横溢、谈笑风生、开心见诚，让人敬佩，大家自然而然地被吸引到他身边。

1960年5月13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河内主席府
大客厅接见华侨代表，程蓝江（后排左一）在做录音采访。

回顾唯真兄到越南工作，五年如一日，马不停蹄地穿梭在太原钢厂等多个中国援越建设的工业基地、各个新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间传扬捷报，采访越南党政军民各部门在胜利后开展的多姿多彩的创新活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部门领导，几乎都成为他的至亲好友，都乐于同他开怀畅谈，并向他提供所需的第一手资料。

尤其是他还因而赢得了胡志明主席的特别喜爱，虽然我们一同采访的机会不是很多，我却也数次见证了胡主席与他之间十分亲密和风趣的谈话。有一次，政府总理范文同和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都在座，胡主席一一指着他们笑着对唯真兄说：“在我们这个国家，对他们都只管称做‘同兄’、‘甲兄’，对我这个国家主席，也只管称作‘胡伯’，你今后将会习惯于这种家庭气氛，可以轻松无拘束的了。”还有一次，胡主席在谈到越中友谊话题时，对在场的越南记者和唯真兄说：“我认为越中之间的交往，只应该叫做‘内交’，而不应叫做‘外交’，咱们是一家人，不应见外嘛！”听着胡主席这段发自内心的幽默的讲话，两国记者们更领悟到越中友谊的深厚，都会心地笑了。

在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华狂潮的时刻，胡志明主席前往华族聚居的海宁省和姑苏岛视察民情，在向公众发表的演讲中，吟咏了两句高度凝练的歌颂越中友谊的诗句。当天下午，我报编辑部正在翻译刚收到的越通社有关新闻稿，讨论、推敲如何译好胡主席这两句诗意隽永、感情浓厚、押韵优美的诗句时，电讯组送来了中国新华通讯总社播发的胡志明主席的有关新闻稿。我们争相传看这两句诗的译文：“越中友谊深，同志加兄弟。”简练、鲜明，铿锵有力。大家非常赞同采用这两句脍炙人口、令越中两国人民更加心连心的译诗，即时定稿见报。从这篇新闻稿和译诗的典型例子中，充分体现出唯真兄领导河内分社，以炽烈的政治热情和使命感，倾尽敏捷的才思，力争把每篇新闻报道都做到最好。

从1956年起，南越伪政权悍然践踏日内瓦协议关于协商普选统一越南的条款，并在南越农村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大屠杀，而苏联“老大哥”仍继续向越南强行推销“和平竞赛”、“议会道路”等货色，力图浇灭南越人民武装自卫、誓争统一的怒火。为更加心贴心地同越南人民一起揭发敌人的血腥暴行，支持鼓舞越南南方人民正义的自卫斗争，唯真兄不远千里来到南北军事分界线的边海河北岸，直接采访了刚逃脱南越暴政魔爪的遍体鳞伤的人证，写下了多篇向全世界强烈控诉的新闻报道。

越南南北革命形势在唯真兄离越赴巴西工作后，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越南劳动党通过决议，坚决推动南方人民争取统一的武装斗争；唯真兄却在西半球经历了巴西政治的风云突变，成为了中国在世界上著名的英雄记者。1965年胜利回国后，唯真兄又经历了文革的洗礼，无论在新华社代社长的岗位工作，还是被打成反革命，遭批斗、抄家、关押、劳改，他始终以坚贞之操面对，其高风亮节让人敬佩不已！

否极泰来，重生的祖国经历着民族的复兴，如今已巍然屹立在东方。唯真兄毕其一生赴汤蹈火、义无返顾追求的理想，也是我们千百万海外华人华侨和全国同胞共同的心愿，他已欣然目睹了，相信这应该是对他毕生追求的充分肯定和最高奖赏！

作者简介: 1930年出生于越南, 1948年参加工作，获越南颁发的“抗战纪念章”。1954年起从事新闻工作，任《新越华报》编译、要闻版编缉组长兼记者（此期间毕业于三个高校专业进修班）。1966年定居北京，先后在《毛泽东选集》翻译室、北京外文出版社、黄文欢办公室任编译、编辑；与友人合作编纂《汉越词典》(中国商务印书馆发行）。1985年调任香港越南难民营翻译员，1999年赴美同儿孙团聚。

                                                                                                                                                                                 2009年写于美国